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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原那個冬天的血色南京

  史學家們搶救了這段歷史,但歷史不可能永遠塵封於象牙塔里。   還好,傳播者及時出現了。“南京大屠殺”這幾個字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生活中,這得益於傳播者的努力,他們的身份可能是記者、作家、電影人,承載歷史的載體可能是報告文學、小說、電影……得益於技術的發展,歷史被保存,且以更多的方式被傳播,如今,再也不是那個南京大屠殺逐漸被遺忘的年代了,在網絡上,搜索南京大屠殺,得到的結果浩如煙海。   傳播者和他們所作的不懈努力應該被記住。他們看待歷史的視角更加微觀,在他們如今已發黃的稿紙上,歷史變得不那麼遙遠。   現代快報記者   賈磊 王穎菲/文   施向輝/攝   一位被歷史選擇的作家   上周三,杭州大雨,氣溫接近零攝氏度,但徐志耕執意要來火車站接記者,“這是應該的,我手裡拿著一份報紙,別認錯了。”   採訪未開始,徐志耕執意要播放一段1987年的錄像。這是他在南京新華書店簽售《南京大屠殺》一書時的盛景,當天,這本報告文學售出9000冊。“一天下來,我簽名簽得手都酸了。”徐志耕說。   時至如今,這本書已經出版了21個版本,讀者遍佈全世界。   1985年,為紀念抗戰勝利四十周年,南京在侵華日軍集體屠殺南京市民的遺址上,建立了十三塊紀念碑,其中一塊,在北極閣附近。徐志耕跟朋友來到這裡,“碑上記述得很簡單。這讓我很好奇,這段歷史究竟是怎麼樣的?”當時徐志耕是南京軍區《人民前線報》的記者,他很快有了還原這段歷史的想法,卻查不到資料。   “能找到的史書上,都只有幾百字的敘述。沒有人能說清這場歷史悲劇的緣由、經過,以及事件中的人物和具體情節。”徐志耕說。   他去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,看到了一份1700多人的名單。“是官方統計的幸存者,但資料很不詳細。”徐志耕說,禁不住他軟磨硬泡,最後,他拿到了一份10個人的名單。   然後,徐志耕每天騎車去找人。   幸存者大多不願回憶這段痛苦往事,徐志耕只好一遍遍登門拜訪,甚至運用了新聞學中的採訪技巧。“比如說李秀英,在大屠殺中,她與母親一起被日本人強姦,但我見到她時,她有了自己的家,她肯定不願意回憶那段悲慘的過去。”徐志耕說,他先找到了評事街附近的居委會,請居委會的人將李秀英接過來,又聊了很久,她才願意吐露這段歷史。   親歷者口中講述的歷史,要比書本上幾百字的記述真實得多。徐志耕前後走訪了近百位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,瞭解到了最真實的大屠殺細節。   當年的手稿已泛黃,徐志耕幾次搬家都沒捨得丟棄。他打算將之捐獻給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。   從1987年到現在,近30年過去了。這期間,徐志耕的報告文學《南京大屠殺》出版了21個版本,被翻譯成了英語、法語、日語。徐志耕也從一個壯年記者,變成了一名退休作家。他當年採訪過的90多位大屠殺幸存者,如今僅有夏淑琴一人還活著。   “上個世紀80年代,這個研究領域剛剛放開,大屠殺幸存者群體很多都健在。我前面的人沒法寫,我後面的人也沒法寫,很多人都去世了。”徐志耕說,“其實,是歷史選中了我。”   因為《南京大屠殺》的出版,徐志耕的人生被改變了,此後他又完成了許多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作品。讀者寄給他的信有好幾袋。   通過這本書,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南京大屠殺,有的也加入到研究或者傳播的隊伍中來。“北京有青年成立了對日索賠委員會,為幸存者提供法律援助;臺灣有位女作家寫了《明妮·魏特琳傳》。”徐志耕說。   徐志耕表示,將會參加即將到來的國家公祭日活動。徐志耕打算將當年的採訪筆記結集出版。   “希望自己能再做點事,這不是為了記住仇恨,這是為了和平。”徐志耕說,“和平是一條理想的路,也是一條漫長的路。”   從發現新聞到發現歷史   戴袁支年紀大了,還患有心腦血管疾病,但一激動,他還是會立即站起身。他用手在江蘇省人民醫院的一根立柱上比畫著,“江南水泥廠難民營里最多時超過20000人。”   退休前,戴袁支是中青報江蘇記者站的記者,2000年起,他開始從事長達十年的南京大屠殺史料調查研究工作;2011年退休至今,已完成“南京棲霞兩座萬人難民營課題”的他成為了一名呼籲文物保護的衛士。   今年4月,丹麥女王來到南京,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憑吊時,親手種下辛德貝格黃玫瑰。黃玫瑰的名字,來自於辛德貝格,一個南京人不應該忘記的丹麥人。   2000年以前,中國史學界在拉貝日記中發現了辛德貝格的名字。“高興祖老師想要尋找辛德貝格,那個時候,我是想把這件事當成一個新聞選題完成的。”戴袁支說,遺憾的是高興祖於2001年去世了,他打算幫高興祖實現這個遺願,找到辛德貝格。“當時的背景是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,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、修改教科書,史學領域的新發現也是新聞,這樣我便萌生挖掘下去的決心。”   當時唯一的線索是位於南京東郊的江南水泥廠。有人告訴他,大屠殺期間,這裡曾經升起過十字旗。“所謂的十字旗,其實就是丹麥國旗。”   在對附近村民的尋訪中,戴袁支勾勒出當年的歷史輪廓,1937年冬,南京城成為煉獄,城東郊的鄉村也人心惶惶,大量的村民逃到江邊,卻無力過江,眼看敵人屠刀逼近,他們只好回頭求生。江南水泥廠的上空飄揚著一面德國國旗和一面丹麥國旗,這成了大家手中的最後一根稻草。   在此後的調查中,德國人卡爾·京特和丹麥人辛德貝格的身影越來越清晰。戴袁支發現,這兩位“南京辛德勒”庇護了數萬名中國人的性命。   儘管完成了“南京棲霞兩座萬人難民營”的課題研究,出版了《1937—1938:人道與暴行的見證》一書,並參與了《南京大屠殺史料集》的整理與編纂工作,但戴袁支始終認為自己只是一名記者。實際上,他從調查、研究到傳播,都是以記者的身份完成的。   “剛開始調查的時候,我找來一些大學生志願者,當時史料很少,我們只好採取鄉土調查的方式。”戴袁支說,他們沿著日軍進軍南京的線路,從句容到湯山,再到仙鶴門,去了每一個村莊,尋找了村裡夠年紀的老人,記錄他們口述的歷史。   就這樣,在一篇篇新聞報道的間隙,戴袁支完成了他的轉身,他發現了卡爾·京特和辛德貝格,也考據了江南水泥廠和棲霞寺兩座難民營,還獲得了來自丹麥的認可。   如今,戴袁支依然在進行著自己的研究與尋找,更多時候,他又轉身成了一個抗戰文物保護者。戴袁支說,如今,江南水泥廠萬人難民營遺址仍在,但年久失修,隨時有毀壞的危險。“活著的證人越來越少了,不能再讓這些證物也消失掉。”  (原標題:還原那個冬天的血色南京)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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